农业产业化项目中的知识产权策划

中央党校的王东京教授用一个馒头的故事对农业产业化做了非常形象的阐述：农民卖麦子每百斤只能收入60元，如果加工成面粉就能卖到70元，把面粉做成馒头就能卖100元。从卖麦子到馒头，生产的链条延伸了，不仅增加了就业，而且多创造了价值，降低了风险。农业产业化是围绕一个或多个相关的农副产品项目，组织众多主体参与，进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活动，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在相互合作参与过程中，各方结成了较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农业产业化是个金娃娃，只要经营得好从头到尾每个环节都有钱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我国的农业产业化却面临种种困境，农业产业化在我国已经提了很多年，也进行很多年的尝试，相继推出了“政府主导型”、“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带动型”等多种模式，但都遇到各种问题。笔者提出了“龙头企业加协会加农户”的模式。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民间性质的协会，邀请当地生产、销售、加工企业以及单个分散的农户加入协会。用知识产权作为连接龙头企业、协会和农户的纽带，由龙头企业开发知识产权，并制定相关使用规则，依靠协会的组织力量来推动、促进并监督农户以及相关会员确实按照规则使用知识产权。
一、农业涉及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涉及的内容广泛，从构建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来看，与之相关的主要有专利、商标、原产地域产品（地理标志）和植物新品种等。
（一）商标
湖南安化县优质果品产销合作社的“阿香牌”柑桔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中华名果”称号。同样是在湖南许多人投资到江永种植香柚，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品牌优势，时至今日，江永的香柚也没有走向全国，其中的教训深刻发人深省。商标可以使用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上，也可以使用在由农产品加工而成的产品上，甚至是作物的苗木上也可以使用商标，以后销售苗木还可以叫某某牌的。
（二）专利
美国的孟山都公司把我国大豆的基因研究出来后在100多个国家申请专利保护。“种中国豆，侵美国权”的现象，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警示。我国科学家李晓方就自己发明的“自花授粉和常异花授粉农作物种群、品种选育方法”提交了PCT专利申请，并将启动进入中、美、日等103个国家的申请工作。江西德宇集团公司董事长刘浩元介绍，2001年公司研制的“绿茶生物保鲜方法”这项专利技术投入使用后，茶叶初级产品价格由每千克60元增加到316元。
专利在农产品品种的培育方法，农产品的储存方法，农产品的加工方法以及产品的外包装上等方面都可以申请。培育方法专利的开发有利于提升农产品的产品品质，提高种植的效率，储存方法可以延长农产品的保存、销售周期，即便是产品外观专利的开发有利于统一对外包装，提高产品的销售形象，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增加产品的防伪性能。
（三）原产地域产品和证明商标
原产地域产品是知识产权的一种，能给所标志者带来重大经济利益。原产地域产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因为产品具有独特性，其他地方产品的不可替代，所以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认可程度。原产地主要对农产品体现在特色农业上，对当地经济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经过审批的原产地域产品有几百个，其中大部分是农产品。山东的章丘大葱，从99年注册时的每公斤0.4元上升到2003年的0.9元。吐鲁番葡萄也因此年产量达52万吨，占全世界产量的7%，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证明商标的性质和原产地域产品差不多，只是因为在我国它们分别归属两个部门主管，所以需要重复申请增加了申请人的成本。
（四）植物新品种
河北省某玉米研究所与奥瑞金种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奥瑞金）联合开发玉米新品种，并取得了植物新品种权，品种名称为“临奥1号”。大连市某种子公司委托某公司代繁“连玉15”600亩。奥瑞金公司认为“连玉15”侵犯了其“临奥1号”的品种权，将大连公司以及代繁殖的公司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奥瑞金公司享有的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分别赔偿奥瑞金公司经济损失9.6万元和28.8万元。
植物新品种对农民朋友来说非常新鲜的名词，其实我国1997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但是我们的农民还习惯于互相交互良种，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农民被突然法院告知自己种植水稻种子侵犯了他人的品种权，对方要求赔偿，不要惊讶，按我国现在的农村种植习惯，迟早要遭受这么一次。
农业知识产权规划
泰纳国际果业（北京）有限公司是由美国上市公司和中国某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合资成立，主要经营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笔者担任其知识产权顾问，为其提供知识产权策划和管理服务，笔者进行了如下规划：
（一）商标规划
以美国上市公司在美国的注册商标“泰纳”在国内取得注册，和公司商号取得一致，以“泰纳”为公司的主商标，围绕主商标“泰纳”培育几个国内知名的次级商标以及第三级商标。主商标“泰纳”要考虑公司长远经营的需要，公司经营的产品可能朝其他农产品的延伸，进行保护性注册，在有关农产品的各个类别都进行注册，以防商标驰名后被傍名牌。主商标“泰纳”以后需要经营出口，所以还需要在准备出口的国家进行国际注册。次级商标以及第三级商标将根据公司经营的需要以后再一一进行注册。公司注册了商标后，制定一定的品质以及包装等方面的标准，采取许可的方式，许可销售商以及其他会员使用，首先让经销商从使用品牌上获得效益，以此督促经销商严格遵守商标使用规范，严格控制产品的品质和销售形象，再由销售商督促农户等遵守使用规范。从最需要品牌规范的市场终端——销售商开始，让他们从中获益后，渐次向产品的源头——生产者推行，这种方式是针对目前我们农业领域品牌意识薄弱的无奈之举，虽然多花费了几年的时间，但是能确实推动品牌的运做。
（二）专利规划
笔者针对泰纳公司的市场定位，在专利方面进行了以下规划：
1．包装方面
包装包括包装物的美术设计和包装物的设计，外观美术上的设计美观大气，符合高端产品的形象，包装物区分现在市面上现有的简单包装物，做出不同规格，不同材质的包装物，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些新颖的外包装设计和新颖的外包装物可以获得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2．保鲜方面
保鲜方面主要体现在销售到客户之前的保鲜储存以及耐运输，还要考虑销售到客户后根据各地不同的气候条件，还要解决客户自己短期的保存问题。这些保鲜技术也是可以获得专利的。
3．种植方面
种植主要体现在种植方式的改进，如何提高产品的品质，如何提高产品的产量，如何减少农药或其他有害物的残留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申请获得专利。
4．专利的开发取得
对于保鲜技术和种植方式的改进分别属于各科研机构的事情，泰纳公司作为专业销售公司没有必要自行设立这些科研机构，可以委托科研机构开发，只要约定取得的专利权归属泰纳公司即可。外观专利相对比较简单，可以自行设计业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设计，如果委托专业机构设计，可以约定专利权归属泰纳公司，这样泰纳公司可以用非常少的投入取得各方面的专利权。
（三）植物新品种规划
特色的农产品除了需要历史传统的积淀，同时必须与时俱进，产品的品质、口感、品相等必须符合现代人的消费观念，那么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改良、开发新的品种，植物新品种将受到法律的保护。其他人未经许可不能种植该植物，植物新品种和专利一样由农业科研机构开发，泰纳公司约定品种权归属自己。改良了新品种，提高了产品的品质，为“泰纳”这个农产品的品牌注入了新的内涵，将促进该品牌的销售量。同时取得了植物新品种权，可以采取许可的形式，取得相应许可收益。
（四）原产地域产品和证明商标
因为泰纳公司经营的特色农产品，这些农产品要求具有取得原产地域产品和证明商标。但是取得原产地域产品和证明商标并不当然能给所标志者带来重大经济利益，更需认真加强管理和保护，同样取得原产地域产品的“龙口粉丝”、“金华火腿”因部分企业粗制滥造、以次充好导致自毁声誉的，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教训。我们要正确地指导和引导地理标志的保护工作，原产地域产品的一般由政府进行管理，由于政府缺乏管理的动力和管理水平，管理工作往往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任何管理的作用。这要求泰纳公司积极取得当地政府支持，将相关原产地域产品称号和证明商标的管理权委托给各地的农业产业协会组织，由协会对原产地域产品和证明商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样因为利益与会员相连，促使协会的会员珍惜这些荣誉，并确实采取措施进行严格的管理。
（五）标准化是农业制胜的法宝
农业标准化既是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的“绿卡”，也是在国内市场迅速构筑我们的“防御工事”。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农业建设中，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标准化工作。日本的农产品生产从播种到收获、加工整理、包装上市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如农民种西瓜，用什么品种、何时下种、何时施肥、施多少肥、何时采摘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如对出售的黄瓜，它的长短、粗细及弯曲程度都必须符合标准，否则宁可扔掉。其实我国农业品标准化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制定有关的基本标准、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但形同虚设。
笔者建议泰纳公司自行制定标准，鉴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从实际出发，从最基础、最简单、最好执行的开始，以后一点一点来改进，可以每年都修订，每一个修订都是一个提高。象推行品牌一样先从农业产业链索的末端（销售者）开始，先制定销售的标准，统一进行分级，采取统一的包装，这样销售商获得了实惠就有积极性去执行标准，销售商第二年就可以拿着标准来要求农户，这样从末端倒逼前端，由执行者自己去推动，因为有获得利益者的现身说教，以及主动强制推行，那么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我们比较容易来完善标准体系。
泰纳公司按照笔者的规划，正在逐步执行，效果也开始显现。

作者：王律师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电话：010-51662214，电子信箱：lawyerwy@263.net
法律博客：http://zscqls.blog.hexun.com/。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本院贵州省工作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所谓‘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

1956年9月24日，最高法院

现在把本院派出的贵州省工作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所谓“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印发给你们，希各地人民法院重视这一问题。
报告中反映了对劳改犯人“加刑”时，在法律上不区别犯罪与不犯罪，对劳改单位的送案材料不进行或不认真进行调查对证，不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审判制度进行审判，甚至只凭劳改单位送案材料，即行草率“加刑”等违法情况，根据本院的了解，在其他人民法院有些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是要通过审判活动来保卫法制的，象平坝县人民法院对劳改犯人“加刑”的作法，却是漠视了人民民主法制，这种作法显然是错误的，而且给党和国家在政治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有关的人民法院必须迅速予以检查纠正，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今后继续发生这类情况。
上述所谓“加刑”，实际上是人民法院因犯人在执行中另犯新罪或发现以前漏判的重大罪行而进行的审判，这种审判称之为“加刑”是不妥当的，人民法院对于犯人在执行中另犯新罪案件的审判，同样必须按照审判程序进行，即：经由人民检察院起诉后，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公开审理、陪审、合议、辩护、回避等项审判制度进行，并且应该切实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
对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以来已决犯的“加刑”案件，各地人民法院可依照今年7月全国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联席会议的精神，与公安、检察机关协商后，结合这次复查案件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发现判决“加刑”确有错误的，应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加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汇总后报告本院。
各高级人民法院如认为需要时，可将本通报转发有关机关参考。

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
根据平坝县人民法院统计，从本年1月到6月22日，平坝农场提请“加刑”的劳改犯人共40人（40件案件），占全场劳改犯人总数的4．3％，在这40件案件中，尚未处理的1件，决定不“加刑”的8件，判决加刑的31件，被“加刑”的犯人共31人，占全场犯人总数的3．3％。
我们就平坝县人民法院关于劳改犯人“加刑”案件30件进行了检查，除其中有6件法院认为不能构成犯罪，退回农场，未予“加刑”外，其余24件经法院判决“加刑”的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平坝农场提请“加刑”的案件，多数是在定期评比中采取了对犯人“算总帐”的办法提出的。法院在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内，不论过去的、现在的、已处理的、未处理的、犯人自己检讨的、别人揭发的事实，也都一律罗列进去。每个判决书上犯人的犯罪事实少则4、5条，多则10余条；很难看出判刑的主要根据是什么。这些事实除少数外，都不能构成犯罪。
（2）连续“加刑”的犯人在“加刑”案件中所占比例很大。24件判决“加刑”的案件中，“加刑”2次的8件、“加刑”3次的1件，“加刑”4次的1件，共10件。占全部“加刑”案件的41％。其中石邦富（军人，因贪污被判刑）原判一年半徒刑，其后“加刑”4次，成了无期徒刑（前三次不是平坝县法院加的）。他被“加刑”的原因就是因“加刑”后思想抵触，对立情绪严重，因而逃跑，辱骂干部、抗拒劳改，说怪语，破坏工具，侮蔑政府，不服管理等。越“加刑”，对立情绪就越厉害。
（3）犯人被“加刑”后，上诉的很少。24个“加刑”案件的犯人中表示上诉的只有一人，没上诉的有23人。没上诉的主要原因，是犯人明知量刑过重，或事实不符，但因怕提出上诉被认为不老实，就不敢提。另外是因为不懂法律或法院对上诉权利交代得不够清楚。如法院干部告知说：“你看判决有和事实不符的地方，可以上诉。”犯人认为事实没有大的出入（他们不知道这些事实是否算作犯罪），所以虽对量刑有意见也就不再上诉了。
对判决“加刑”的24件，经我们两次逐件讨论研究，认为真正应该“加刑”的只有5件，占“加刑”案件总数21％；不应该“加刑”的有15件，占62％；事实不清无法认定的4件，占17％。
在应该“加刑”的5件中，有的是进行脱逃或组织脱逃；有的是劳改中连续偷窃多次，数额又较大；有的是公开抗拒劳动，不服管教而情节又比较严重或确属故意破坏生产的。如政治土匪案犯张昌凡在劳动中乘机脱逃，被追回后，结合他平日表现（讲怪话，违犯操作规程等）“加刑”二年。
不应该“加刑”的15件，从情节上看，大都是生产完不成计划，干活质量差，劳动不积极，说过些落后的、反动的话，数量极小的小偷小摸等。其中一部分只能根据劳改条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给以行政处分，另一部分连受行政处分也不够条件，只是批评教育问题，但也都“加刑”了。如烟毒案犯孙定荣挖花生时丢了花生75颗，水田加工只完成计划75％，偷移椿号，谎报生产成绩，中耕旱稻时拔掉了旱稻20多窝，捉虫未捉净，运稻草时把稻草撒在路上，因而被“加刑”半年。又如烟毒案犯李光宇爱讲点怪话，劳动中有些偷懒，偷过12两多烤烟。吃猪肉时把一块有毛的肉皮丢在地上用脚踏住，别人问他时，他说：“踏的是猪毛”。（无法认定是故意）因而认定该犯“一贯不认罪服法，公开抗拒劳动改造，进行造谣煽动，侮辱人民领袖”，加判该犯徒刑二年。
事实不清，无法认定是否犯罪的4件，都是口供与判决有很大出入，又未从侧面查对材料，因而很难断定是否应该加刑。如土匪案犯袁伯凯，判决认定多次行窃，屡教不改，但据他本人说，所认定偷窃的物品，有的是自己捡来的破烂，有的是别人掉了被捡起的，有的并无其事。地霸案犯李应康，原判认定挖断了墙壁中的竹片，企图逃走，但证人的证言前后不符，有关事实也未查清，李犯又坚不承认，因而无法认定。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客观上由于农场部分干部本身有单纯惩罚观点，所反映的某些材料不够实事求是；全部“加刑”案件都未经过检察院起诉；法院干部少（只9人），无力对每个案件直接进行查对。主观上除法院领导上坚持原则不够，法院干部从肃反以来产生了某些盲目重判的情绪外，从平坝县法院处理劳改犯人“加刑”案件的情况来看，在事实认定上，适用法律时犯罪与不犯罪的界限上，贯彻审判程序上也还有以下几个重大的缺点：
（1）犯罪与不犯罪的界限不清，把一些显然不能构成犯罪的行为当成犯罪。
从判决所列举的事实上看，大致可分以下四类：甲、生产方面：未完成生产计划，过失损坏生产工具，不听从指挥，干活质量差，谎报点成绩，而这些消极的或积极的行为又都是很轻微的；更轻微的如掉了几穗谷子，几个虫没捉，也都列了进去。乙、日常表现方面：因生活或其他问题不满，讲怪话、发牢骚、讽刺谩骂，说反动话，与干部顶嘴，吃饭扔掉了几颗谷子，说了句“吃不饱”（前一段粮食定量供应时吃不饱确是事实）等，但也都是比较轻微的行为。丙、轻微犯罪、违法行为：偷些吃的或零星的生活用品；消极怠工或偶而反抗不出工；没有造成伤害的打架等。
丁、已经构成犯罪的：这方面的为数不多。如逃跑或组织逃跑；有一定程度损失的故意破坏；公开带动抗拒劳动，屡教不改；行凶等。以上四类除最后一类可以判刑外，其余三类都不能构成犯罪，而是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的问题，但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却往往认为是犯罪而予以判刑。
（2）不区别故意与过失，把过失都认为是故意，因而把不少尚未构成犯罪的过失行为都认为是故意破坏。如因疏忽，生产了一些不合规格的产品，锄掉了几株庄稼，损坏了一些工具，统统被认为是“故意”破坏。这类例子是很多的。
（3）很多事实未经过查对，特别是忽略了从有利于被告人方面进行了解，以至有些案件认定事实缺乏足够的根据就草率判刑。如犯人肖章灿被认定用热水冷却蒸馏水，蓄意破坏，但据肖犯谈，因他一人兼管帐目、护理等工作，换水不勤，至冷水变成温水并未用热水冷却（还有些其他情节，从略）。法院对这个重要事实未查对清楚，就判了刑。
（4）没有认真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各项审判制度，在审判程序上存在着很多重大缺点。从抽查的30件案件中来看，除退回6件外，24件中只有1件在程序上基本合法。其余23件全部没经过辩护；没公开审判；有19件无合议庭记录；9件无陪审员署名；19件判决书署名不合法（包括署名人并未讯问、一人自问自记、院长未审即署名等）。突出的是其中17件都是农场管教股干部自讯、自记、自己拟判，法院只出了个名。另外，查阅的30件案件，均未经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人员去农场调查案件时，也未说明自己的身份。因此据个别犯人谈，是否法院问过他们，还闹不清。当然，全部实现正规的审判程序是有不少困难的，如法院很难找到辩护人，提讯犯人因离农场远，有一定困难，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实行陪审、合议、公开审判等制度，还是可以作到的，而法院对这些也并未认真贯彻实行。
由于盲目“加刑”的结果，在劳改犯人中已经造成很坏的影响：被“加刑”的犯人思想不通；部分犯人对立情绪极为严重，如恶霸案犯韩杜氏曾三次被判“加刑”，越“加刑”，抵触情绪越严重。在第二次“加刑”后，竟公开诽谤政府的某些政策，破坏庄稼，大吵大闹。第三次“加刑”后。她说：“我是个挂了黑牌的犯人，再争取也得不到干部的信任。”不少未被“加刑”的犯人产生恐惧心理，暗地表示不满。如有的犯人说：“‘加刑’如喝冷水，减刑如上青天。”有技术的犯人不敢说自己有技术，怕作技术工作出了事故被认定为“蓄意破坏”。总之，草率“加刑”的问题如不迅速解决，我们在政治上将会受到不少的损害。因此，我们建议：
（一）结合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所布置的复查案件及最近中央决定清理监狱、看守所、劳改队的工作，对去年肃反以来的劳改犯人的“加刑”案件及留场人员的判刑案件，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
（二）今后劳改犯人另犯新罪的案件应该经过检察院起诉。
（三）劳改犯人如犯新罪，法院决定交付审判时，应该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的规定进行审判。
（对平坝农场的“加刑”案件，第一次是根据案情摘要在平坝农场研究的，除工作组同志外，部分案件还有省劳改局李科长参加；第二次在省院研究时，有携卷来省的平坝县院袁副院长、省院蒋副院长、刑庭石庭长及研究室同志共同参加。初稿写出后，曾征求省公安厅、劳改局、司法厅、省院叶院长、蒋副院长的意见。又作了修改，回到本院后，又作最后修改。并此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