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博州政办发[ 2 0 0 8 ] 1 9 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阿拉山口口岸管委会，赛里木管委会，州人民政府各部门：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已经2008年1月24日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政府第二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

第一条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以下简称现役军人）、服现役或者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以及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是本办法的抚恤优待对象，依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和本办法的规定享受抚恤优待。
第三条 军人的抚恤优待，实行国家和社会相结合的方针。抚恤优待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确保抚恤优待对象的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军人抚恤优待工作；财政、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卫生、教育、社保、建设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军人抚恤优待的相关工作。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军人抚恤优待责任和义务。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所负担的军人抚恤优待经费。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军人抚恤优待事业提供捐助。
抚恤优待经费应当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健全抚恤保障和服务机制，公开抚恤程序、抚恤条件和抚恤标准，公开有关网址和联系方式，便于查询和监督。
第七条 现役军人死亡被批准为烈士、被确认为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由收到部队通知书的县（市）民政部门在军人遗属协商确定持证人后，分别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病故证明书》；军人遗属协商不成的，按照下列顺序发放证明书：
㈠ 父母（抚养人）；
㈡ 配偶；
㈢ 子女，有多个子女的，发给长子女；
㈣ 兄弟姐妹，有多个兄弟姐妹的，发给其中的长者。
无前款规定对象的，不发给证明书。
第八条 一次性抚恤金由持证人户籍所在地县（市）民政部门按照下列方式核发，发放标准按《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执行。
㈠ 有父母（抚养人）、配偶、子女且对分配数额协商一致的，按照协商确定的数额发放；协商不成的，按照人数等额发放；
㈡ 无父母（抚养人）、配偶、子女的，发给未满18周岁的兄弟姐妹和已满18周岁但无生活费来源且由该军人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为两人以上且对分配数额协商一致的，按照协商确定的数额发放；协商不成的，按照人数等额发放。
无前款规定对象的，不发给一次性抚恤金。
第九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由户籍所在地县（市）民政部门发给定期抚恤金。定期抚恤金从批准为烈士、被确认为因公牺牲军人或者病故军人之日起发放，发放标准按《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执行。
㈠ 父母（抚养人）、配偶无劳动能力、无生活费来源，或者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
㈡ 子女未满18周岁或者已满18周岁，但因上学或者残疾无生活费来源的；
㈢ 兄弟姐妹未满18周岁或者已满18周岁，但因上学无生活费来源且由该军人生前供养的。
第十条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移交地方安置的，本人（患精神病的，由其利害关系人）应当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退役证件和军队评残等材料，向户籍迁入地县（市）民政部门申请办理残疾抚恤关系迁入手续。
第十一条 退出现役的军人和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在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致残，军队未及时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等级的，本人（患精神病的，由其利害关系人）凭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可以向户籍所在地县（市）民政部门申请认定残疾性质和补评残疾等级。评定残疾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残疾情况发生严重恶化，原定残疾等级与残疾情况明显不符，本人（患精神病的，由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户籍所在地县（市）民政部门提出调整残疾等级申请。调整残疾等级的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退出现役的因战、因公致残的残疾军人因旧伤复发死亡的，由户籍所在地县（市）民政部门按照因公牺牲军人的抚恤金标准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但不发给因公牺牲证明书。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遗属，还应当享受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待遇。
退出现役的因战、因公、因病致残的残疾军人因病死亡的，对其遗属增发12个月的残疾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费；其中，因战、因公致残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因病死亡，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遗属，还应当享受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待遇。
第十四条 残疾抚恤金由残疾军人户籍所在地县（市）民政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发放：
㈠ 残疾军人退出现役后，自退出现役的次年一月起计发；
㈡ 补办评定残疾等级的，自作出残疾等级决定的次月起计发；
㈢ 调整残疾等级的，自作出残疾等级决定的次月起，按新等级标准计发。
第十五条 退出现役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分散安置的，由户籍所在地县（市）民政部门按照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依据国家规定的比例发放护理费。
第十六条 抚恤对象迁移户籍的，应当办理抚恤转移手续，并向迁入地县（市）民政部门提供以下材料：
㈠ 本人书面申请；
㈡ 享受抚恤待遇的法定证明；
㈢ 户籍迁出地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抚恤关系转移证明，其中从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迁入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抚恤对象，应当出具原户籍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出具的抚恤关系转移证明；
㈣ 户籍迁入地落户证明；
㈤ 抚恤档案材料。
户籍迁出地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发放当年的抚恤金，户籍迁入地县（市）民政部门按照本地规定的抚恤金标准，从次年一月起发放抚恤金。
第十七条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需要配制假肢、助听器、代步三轮车、轮椅等辅助器械的，应当向县（市）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自治州民政局登记上报自治区民政厅, 由自治区民政厅审核配制。
第十八条 依靠抚恤待遇生活仍有困难的抚恤对象，可以向户籍所在地县（市）民政部门申请临时救济或者其他补助；民政部门应当给予临时救济或者其他补助，保证抚恤对象的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第十九条 乡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定期慰问本行政区域内现役军人、服现役或者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以及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和现役军人家属。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拥军拥属工作。
第二十条 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入伍的义务兵、批准入伍的在校大学生，在服现役期间，其家属由原户籍所在地县（市）人民政府发放优待金。每人每年优待金发放标准为：各县（市）农村义务兵优待金为本县（市）上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74%。城镇义务兵的优待金问题另行确定。
第二十一条 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凭有效证件优先购票乘坐火车、轮船、长途公共汽车以及民航班机；残疾军人同时享受上述交通工具正常票价50%优待。
义务兵凭士兵证、残疾军人凭残疾军人证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
第二十二条 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凭有效证件免费参观游览公园、博物馆、名胜古迹。
第二十三条 残疾军人、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等优抚对象，享受《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国家、自治区规定的医疗保障待遇。
第二十四条 退役士兵、残疾军人、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和国家规定的艰苦地区现役军人子女，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有关规定，享受教育优待。
在同等条件下，学校、幼儿园应当优先接受现役军人子女入学、入托。
第二十五条 抚恤优待对象开展生产经营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从技术、信息、政策等方面予以扶持。
乡（镇）人民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对缺少劳动力的农村抚恤优待对象，应当开展帮耕、帮种、帮收等农事活动。
第二十六条 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在抚恤优待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七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的抚恤优待适用本办法。
因参战伤亡的民兵、民工的抚恤优待，因参加军事演习、军事训练和执行军事勤务伤亡的预备役人员、民兵、民工以及其他人员的抚恤优待，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自治州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试谈《律师法》修改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应对方略

陈 晨


2007年1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进行了一系列修改，修改后的《律师法》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此次《律师法》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是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加以完善和强化，对刑事诉讼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法庭意见发表权等作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突破性规定，这些规定必将对刑事案件的追诉活动（包括侦查工作、审查逮捕工作、公诉工作等）的开展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作为承担出庭指控犯罪任务的检察机关公诉人员，将首当其冲地在法庭上感受到“平等武装”后的辩护方的冲击。公诉人员面对法律规定的新要求，如何更新观念，调整策略，应对挑战，已经成为亟需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律师法》修改的相关内容可能对刑事案件追诉活动造成的影响
（一）律师会见权的强化，可能给个别案件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干扰作证甚至串供提供有利条件。
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虽然也规定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由于该条还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一般犯罪嫌疑人不太可能有机会向律师要求“重点关注”某个证人或者提出与其他同案犯进行串供的要求。而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流的权利。律师对于案件事实信息的全面掌握虽然有利于律师辩护权的充分行使，但同时也将为辩方在侦查阶段初期就通过对关键证人施加影响而干扰侦查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便利条件。也势必为个别不良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串供提供方便。特别是一些律师全面获知了案件信息后，面对犯罪嫌疑人亲属的“穷追猛打”，很难保守案件秘密，往往不需要律师作出什么“提示”，犯罪嫌疑人亲属就很容易明白案件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哪个共案犯或者证人的证言是定罪或者脱罪的关键，继而采取“措施”。而对于看守所外面发生的这一切，犯罪嫌疑人亲属往往可以像导演一样再指挥个别不良律师将信息传递给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而破坏案件的侦查。
（二）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扩张，可能为辩方对证人施加不良影响，干扰证人如实作证提供便利。新《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这一规定，改变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辩护律师须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才可向他们收集与案件有关材料的规定。从文意分析，似乎也取消了须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并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可向他们收集与案件有材料的规定（尚需法律或者有权解释的进一步明确）。律师的自由取证权，很容易被用于对案件证人施加不良影响，干扰证人如实作证。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犯罪嫌疑人虽然在押，但其亲属带着辩护人找到某些证人，然后由辩护人对证人进行取证。而证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碍于情面或者出于种种顾虑而违背真实情况向律师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言。
（三）辩护律师阅卷权的扩大，可能造成辩方与控方相比案件信息获得权的单方面扩大，为公诉人出庭指控犯罪增加难度。新《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相比《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辩护律师在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阶段，仅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的规定，律师的阅卷权得到了扩大。而《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有权查阅控方掌握的全部案件材料的同时，却没有规定辩护律师有向控方主动展示其收集、掌握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证据的义务，从而可能造成辩方与控方相比的案件信息获得权的单方面扩大。一些辩护人可能为了获得在庭审中“出其不意”的效果，而将关键性的辩护证据留到开庭时才出示，造成公诉人的被动，为公诉人出庭指控犯罪增加难度。
（四）辩护律师出庭意见发表权的强化，可能加剧庭审控辩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对公诉人出庭公诉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新《律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律师出庭意见发表被赋予“豁免权”，一直以来被律师界所呼吁，这一次被写入《律师法》的虽然是有限的“豁免权”，但其影响不容小视。因为这一规定必然让辩护律师发表意见时“腰杆更硬了”。实践中，以往辩护律师就案件发表一些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法律依据的推测性、夸张渲染性的言论本来就不鲜见，有了“豁免权”作后盾，这种情况出现的势必更加频繁。面对辩护律师的一些哗众取宠的言论，如何把握好庭审主动权，并在庭审中（特别是在并不十分了解法律的一般公众面前）对犯罪作出有力指控，维护司法机关良好形象将是对公诉人的一个严峻考验。
二、公诉工作应对新律师法实施的策略之我见
笔者认为，对于新律师法的上述修改及可能对追诉工作的影响，作为公诉部门的工作人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好工作，以适应新法的要求，完成好法律赋予公诉人的职责。
一是切实转变思想观念，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法律规定的新要求。在法律对控方与辩方的“平等武装”情况下，我们不能心怀抵触情绪被动地去适应法律，而应当将它看成是提高我们打击犯罪、指控犯罪能力的有利契机，积极地研究应对方法。尤其不能认为律师法不是刑事诉讼法，我们可以不执行它；同时寄希望于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不采纳甚至否定律师法的规定。既然律师法是国家法律，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更应该模范带头遵守法律的规定。
二是公诉机关要加强与侦查机关（部门）的沟通配合，整合打击合力。公诉人应当与侦查人员加强联系，积极开展公诉引导侦查等活动，引导侦查人员围绕犯罪构成加强取证，并且有意识地多获取言词证据以外的证据，加强案件证据的“抗干扰能力”。对律师的不法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对有不良记录的律师由公安机关加强监督。
三有针对性地调整工作思路优化工作机制，削弱不良律师可能对案件追诉活动的影响力。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审查起诉阶段的主证、主罪复核，对案件证据体系进行必要的“加固”。对于案件的关键性的证人、书证、物证，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都应当进行复核。特别是极容易受干扰的关键性的证人证言，一定要进行复核。在复核时可以同时辅以全程录音录像加以固定。同时还应加强对证人证言的“动态保护”意识，对关键性的证人证言要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前（包括如果上诉后的二审宣判之前）的诉讼全过程都要加以“保护”。可以制作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联系卡，在复核证人证言时，将联系卡交给证人，并告知他们如果自己人身受到威胁，可以立即向检察机关报告，由检察机关对其提供必要的保护。而如果有辩护律师向证人取证时，证人因为种种原因未如实作证，则可以在事后及时通知检察人员重新固定证言。
（2）加快审查起诉速度，以“快”制“敌”。新《律师法》造成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对案件信息全面掌握，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辩护工作，而其收集的无罪、罪轻证据却不一定肯让公诉人员“分享”，从而形成控辩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笔者认为，通过对案件的快速办理，降低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可能性是公诉方可以考虑的一种选择。公诉人可以通过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了解案件证据情况，提前熟悉证据。案件一旦移送审查起诉后，在保证律师阅卷权的前提下，公诉人可以提高办案效率，快速办结案件，“压缩”辩护律师作针对性调查取证的时间。
（3）强化对抗意识，针对辩护律师的会见、取证行为进行恢复性工作，将辩护律师对案件证据的“冲击”力度降至最低。除了刚才提及的对证人证言进行跟踪式全程“保护”之外，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也应当全程“保护”。可以通过与监所机关加强联络和信息共享，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的言行表现予以掌握。对于可能会出反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辩护律师会见后，可以及时提审，了解其思想、态度有无变化，是否需要作一些有针对性的工作。
（4）加强庭审控庭能力的培养，提高公诉应变能力。对于律师的夸张性言词，公诉人应围绕案件的主要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发表意见，不可逞一时口舌之能，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与对方做过多无谓的纠缠。但也不能一味回避，以免给不明就里的公众留下公诉人理屈词穷的感觉。对于一些绝对荒谬的观点和说法，公诉人可以以一些生活常识或者类比、归谬的方法简单驳斥，往往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