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之治与法治之制

徐显明 谢晖

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目标追求。然而，与法治相关的理念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仍显混乱。诚如有些学者痛陈的那样：“近十数年，国人倡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的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可见，澄清法治基本理念，乃法治建设之必须，其中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关系的辨明，即是一例。
一、法治之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中国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表明，倾向于法治的仁人志士，往往对良法情有独钟。从清末立法始、中经民国立法再到共和国八届人大期间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都深刻表达着法学家和政治家关于“良法先行”的思想意识。然而，法律运行的逻辑却并未遵循立法者的设定，法律的大量堆砌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法治的现实，而且整个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人治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这必然启示我们思考如下问题：法治之法(良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这是一个既需求诸实践亦需求诸理论的问题。就实践而吉，除前述中国20世纪之大量立法并未带来法治实效外，相关例证在国外也屡见不鲜。例如当今亚洲各国，几乎毫无例外地标榜立宪主义，并以此为基制定了各式各样的宪法。但真正奉行宪政者寥寥，从而使宪法带有明显的“未来政治计划”的特征。宪法作为法治的规范母体并未带来法治的制度母体——宪政，不正说明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殴违吗?何以法治之法并不必然导向法治?这需从法律和法制(法治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

虽然，法治必以规范(良法)为前提，但法治不只是表证规范的概念，除良法规范外，与良法规范相配套的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皆为法治之必需。因此，法治之法具有单面性、静态性、机械性、独在性；而法治之制则具有立体性、动态性、应变性、同构性。这必致两者的实践对接一旦失当，则法治之法无以呈现法治之制的情形。

第一，法治之法的单面性与法治之制的立体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法治之法的单面性指的是它只反映或体现法治某一方面的要求，即法治对规则的要求，但规则的具备对于法治可能有两种结果：其一是规则导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表现为实有的法治；其二是规则未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从而在法律与法治间出现错位。这种错位，又有两种形成机制，要么法律违反法治，要么其它制度与法治之法不相配套，或未依法治之法而立。法治之制是一种立体性的存在，所谓立体性是指它由多方面要素结构而成，法律仅是这谙要素中的一种，虽然法律对其它诸要素——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具有至上的调节功能，但当其它要素与法治之法间出现整体性错位时，法治之法则徒唤奈何。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间的这一矛盾，说明良法的制定只为法治的实现创造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亚里士多德强调良法之外，守法对法治的重要性，其启示是深远的。今天的法治论者可能对法治持有更多的见解，但良法与该法必须被遵守永远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当然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问的配套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文化的差异、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相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等等，皆是影响两者配套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倘法治之法未转化为法治之制，所谓良法也只是提供给人们止渴的画梅。

第二，法治之法的静态性与法治之制的动态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良法也罢，恶法也罢，作为规则，均是静态的。只有使静态的法律转化为动态的法制，才能实现法律的应有效果，这对法治之法也不例外。但在现实中，两者的错位时有发生，以致当代法学在社会法学的深刻影响之下，把“活的法”视为真正的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与传统良法法治观，“硬法”(严格规则)法治观相对应的“软法”法治观。尤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价值的多样和规则的多元更为突出，究竟以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还是以社会通行的非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便日显重要。如果秉承国家主义，则正式法律至上，不论其能否造就法治；如果秉承“社会”实用主义，则只要能造就法治的规则，便是法治之法，而不论其是否为国家确认。问题在于现代科技和信息的发展在为社会主体提供更好的自治条件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更方便的干预条件。论者往往只重前者，而对后者重视不足，以致“软法治”观念只是一种理论设想，而不是工业化时代及后现代社会的现实。即使社会规范的应用，也与正式法律的宽容与否、宽容程度等息息相关。因此，现代国家对法治之制的追求，在根本上还有赖于正式法律。但正如前述，法律静态性与法制动态性的固有矛盾使得无论按严格规则设制，还是按“活法”设制，两者错位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这更要求人们在注重法治之法时，同时注重它与法治之制的调适。

第三，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可变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机械性是法律固有的弊端之一，即使良法也不例外。然而，法治之制与其动态性相适应，必须有应变性。倘若法治之制与法律一样机械，则社会因此而僵化，实践因此而停滞。但是，法治之制的应变性究竟至何种程度，才既能维护法律至上这一法治的基本原则，又能确保在严谨乃至机械规则调节下的法治其它要素的活力。这不但涉及理论的设定，更是一个实用性的制度技巧。在这方面，英美法系国家推行的判例法(法官创法)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范例，法官作为机械法律与应变法治的联系者，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错位。但即使如此，要完全解决这一错位，仍然是一种理想。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践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急剧扩大，采取了坚定而又富有成效的法律变革，即以正当程序和严格规则相结合的方式调控行政自由裁量，从而把急剧变革的行政行为规范于法治的框架内。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应变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因此，在实践中如何保障两者的对位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两者的对位问题，则必然使良法与法治间出现错位，从而使法治之法难以达致法治之制。

第四，法治之法的独在性与法治之制的同构性可能造成两者问的错位。对于法治而言，与其相关的法律可以是一个独在的系统，而法治之制的其它要素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前提并与之保持同构，否则，便出现两者的错位。虽然，在那些具有良好法治传统的国家，规则与其它制度的同构一般不存在问题，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相反，法治其它要素对法律的冲击在任何国家都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前述行政自由裁量权曾对严格规则模式的冲击，无过错责任方式的客观实存曾对过错责任原则的冲击，等等。如果说法治发达国家法律和法治问的这种错位往往为其更好的同构提供了正向的指示的话，那么，在法治后进型国家，一旦法治的其它要素对法律形成冲击，则每每形成法治系统的紧张，形成法治之法和法治之制度要求间的反向对立，其结果是活动的制度走向法治的反面，而只留下供人们探讨和迫思的独在的法治之法。孙中山先生及其“临时约法”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启示；当代中国法律规范的繁荣和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主体观念一行为模式、社会一政治组织架构的严重匮乏亦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在法治后进型国家，如何解决法治之法和相关制度的同构问题，如何使法治之法的独在性变成法治之制的同构性，是其走向法治之路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实践中法治之法无以导致法治之制的情形，是由两者间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然而，人类的智慧在于发现矛盾并解决它。针对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法治之法需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
二、法治之法需要哪些配套制度要素?

虽然在现代社会里，与国家或政府相关的制度总是与法律紧密相联的，以致在宏观层面，法律与制度间到了难以分解的程度，然而，这绝不是说制度就是法律。法律只是制度的基础要素、前提要素和导向要素，但有了基础、前提和导向，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建立，正如有了土地、材料及图纸，并不意味着房子已经建立一样。那么，法治之法究竟需要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笔者认为，这些要素有法治观念、法治组织(主体)、法治行为和法治监督四个方面。

第一，法治观念。如果把法治之法的配套要素划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话，那么，法治观念属于软件部分，其特点是既可存在于法律之前，或法律诞生过程中，亦可存在于法律之后。一般说来，超前存在的法治观念常为社会精英阶层所拥有，而在法治之法基础上推广的法治观念则为大众法治观念。

对法治之法而言，法治观念不仅是其催助剂、而且是其营养液。说其是催助剂，在于倘无超前的法治观念，则法治之法难以产生，如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治思想启蒙，就没有近现代资本主义法治；没有近20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热切呼唤，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更加困难。说其是营养液，则在于法治之法一旦没有法治观念的支持，则必是“死法”，而无法变成“活法”。这在目前我国虽制定了大量良法，但从因法治观
念的弱化而难以实现的困惑中可得明鉴。

法治观念可分为法治的价值观念和技术观念两个方面，其中价值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质态方面，而技术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量态方面。虽然法治之法有其统一的、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国家的法律无质的区别，相反，要在世界各法治国家找出完全相同的法律则是困难重重的。同样，法治之法也有天下同理的度量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在法治之量态标准方面的完全同一，其中最明显的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运用截然不同的法律技巧成功地进行着各自的法治建设。这种法治观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也正是这些国家法治的特点所在。如果法治之法和法治观念在一个国家相匹配，则该国的法治之路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

第二，法治组织(主体)。主体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主导，也是其目的，法治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模式，既离不开主体推动，也必须以主体为目的。与法治观念相对，法治组织(主体)是法治之法的硬件。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主体，必须是法律化的主体。所谓法律化的主体，是指社会上实存的组织或人取得法律上的资格，即取得法人资格或自然人的法律资格。在现代社会，法治主体实际上存在着组织化的主体和非组织化的主体两个方面，其中组织化主体更具有主导性，虽然不少学者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日趋发达，未来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更趋个体化，从而使组织化主体的地位下降。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组织化主体的一种模式变迁，而不是组织化主体功能的弱化。事实上，现代科技的发展，更加强化了组织化主体的功能，即个体对组织化主体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一旦网络出错、信息失灵，则个人的行为将无所适从。

但是，组织化主体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其是法治之法的目的，相反，并不占法治主导地位的个体主体，从来是法治的目的。如果组织化主体最终不能实现个体的要求和期望，那么，它便是背离法治之价值宗旨的组织，就不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组织。

从原生意义上讲，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组织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后，在法律之先存在的组织，倘未得到该法律的认可，就是法律取缔的对象，而不是法治之法的同构体；而作为个人的非组织化的主体，即便未得到法治之法的认可，也不是其可以取缔的对象。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是因组织化主体的工具性和个体主体的目的性之所致。
第三，法治行为。主体行为是法律调节的最基本的对象，依法律行为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法治之法要转化为法治之制，其关键环节就在于依法行为。

法治行为虽然也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制度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活动性，使它成为连接法治之法与法治主体、表现法治观念与法治监督的关键所在。如果人们的行为与法治之法不配套。那么，设置法治的其它要素则为徒然。

从应然性讲，法治行为必须合法，才能与法治之法相对应，然而，在法律运行的实践中，往往是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并在，这就需要法律的适时和恰当调节。如果法律不能导引合法行为，则无法治之制；同样，如果法律不能制裁违法行为，亦无法治之制。主体行为与法律的相契性，是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基本动力。但这种境界的实现，既有赖于法律观念与法律之间的调适，更有赖于主体对依法行为之道德感的增强。

法治行为也只能产生在法律之后，没有法治之法，便无相关的法律行为，存在于法律之前的行为，并不是法律调节的当然对象，因此，法治之法一般要求其颁布后的主体行为与它同构。如果在法律颁布后，主体行为未保持与法律的同构，则法治之法仍未转化为法治之制。世界法治史的实践表明，凡是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包括运用权利和遵守义务)的程度较高；相反，凡是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的程度必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已从立法的严重不足转向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这既包括公权主体——国家机关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也包括其他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要使法治之法转向法治之制，则必须克服这一情形。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

环发[1999]247号




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

为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现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取得的成功经验与典型请及时报送我局。我局将在明年适当时候对各地落实情况组织检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促进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现就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明确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与任务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的重要措施。随着重点流域和区域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高。当前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是，防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污染，综合整治乡镇环境，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维护农村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确保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加强法规建设，力争到2002年底基本建立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制，重点流域和重点地区的面源污染和生态破坏得到初步控制，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生态经济的发展能力有较大幅度提高；力争使全国5%的县（市）建成国家生态示范区，初步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东部和中部地区要加大农村特别是城镇、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的力度，加强重点流域和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面源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控制,努力做到生态环境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并通过生态示范区的建设，探索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西部地区要以西部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做好特殊生态功能区和资源开发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监管，积极开展生态保护与建设脱贫示范，为国家西部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二、加强面源污染防治，改善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监督，抓紧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严格控制养殖废物的排放。对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养殖场（厂），必须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督促建设单位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对于“三河”、“三湖”等国家和地方明确划定的重点流域和重点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周围的中等以上规模的集约化养殖场（厂），必须进行限期治理，到2002年底前建成污水处理设施或畜禽粪便综合利用设施，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沿海地区直接排海污染和防止地下水污染。

积极探索防治农药、化肥、农膜污染的有效途径，促进农用化学品的合理使用。有条件的地区要加强农药和化肥使用的环境安全监督管理，在重点区域组织农药残留指标和化肥流失状况的监测，对于农药污染严重和水体氮、磷严重超标的，应根据总量控制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划定农药、化肥污染重点控制区，提出控制对策和措施，切实抓好监督落实。

认真贯彻《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抓紧禁烧任务的落实。没有划定禁烧区的，要尽快划定禁烧区，报当地政府批准后实施；已划定禁烧区的，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夏收、秋收期间的宣传教育和监督检查工作，做到禁烧区全面停止秸秆露天焚烧，确保机场、高速公路等重点交通干线、高压输电线和通讯线路的正常运行；大中城市要逐步扩大禁烧区的范围，到2002年实现全面禁烧。

要配合农业、科技等部门，积极开发和推广畜禽粪便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不断提高农业废物的资源化和综合利用率。

三、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镇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积极开展村镇环境规划。凡1999年以后新建的县城、乡镇和新村，必须编制环境规划，并与城、镇建设同时实施；对已有的县城、乡镇和村庄，应在2002年底前完成环境规划，结合城镇改造加以实施。要通过规划，引导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污染集中控制，加速城镇污染处理设施的建设。

小城镇和村镇庄环境整治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各地环境保护部门应结合本地特点和村镇建设规划的实施，开展以基础设施建设、饮用水及其水源地保护、农村能源建设、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农业有机废物处置、村容镇貌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环境优美城镇（村镇）”或“环境保护先进城镇（村镇）”的创建工作。严禁向公路两侧和水网倾倒建筑垃圾、工业废料、生活垃圾、农作物秸秆等固体废物，严禁在公路两侧乱挖沙土和开山取石。对大、中城市郊区和风景名胜区、重点旅游区周边的生态环境较差的城镇、村庄，要限期整治。

进一步加强乡镇企业环境管理。要加大对国家强制关停或淘汰的“15小”及国家产业政策明令淘汰的乡镇企业的监督检查，防止死灰复燃，防止落后设备和工艺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四、加大生态示范区建设力度，推进区域生态经济的发展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加强对本地区国家级或省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的指导和管理，抓好规划的制定实施。有条件的地区，要在现有试点基础上，结合本地特点，进一步扩大生态示范区建设的范围，分类指导，提高质量，下力气抓好一批省、地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并积极开展生态乡、生态镇和生态村的建设。

各试点地区的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好政府的参谋，做好协调、指导和服务工作。要会同各有关部门做好生态示范区建设的规划，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搞好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开展典型示范。经济发达及较发达地区通过生态示范区的建设，要积极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推进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贫困地区通过生态示范区的建设，要努力探索生态脱贫的有效途径，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对有机食品发展工作的指导和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可抓紧建立有机食品发展分中心或办公室，引导群众发展生态经济，开发、生产经济效益高、无污染或少污染的农产品和食品；同时，要积极配合农业、计划部门开展生态农业的建设和推广工作。

五、严格资源开发的环境管理，切实保护好重要自然生态系统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计划部门开展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编制生态环境区划，报当地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对江河源头、重要湖泊、湿地、沿海滩涂、生物多样性丰富区等特殊生态功能区，要严加保护，禁止开发利用。地处国家和地方特殊生态功能区内的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做好工作，切实搞好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

要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对已建成的各类自然保护区，要严加管护，依法监督，坚决禁止在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开展各类生产开发活动。在具有自然生态系统代表性和典型性、生物多样性丰富、以及具有重要科学文化和经济价值的自然遗迹且未受到破坏的地区，应抓紧抢建一批新的自然保护区，确保国家自然保护区发展目标的实现。对各类风景名胜、森林公园，要比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的要求，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要加强各类自然资源开发活动的生态环境保护，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防止资源开发型生态破坏。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严禁毁林开荒、陡坡开荒、草地开垦、围垦湖泊与天然池塘、挤占河道和破坏农村水网，切实保护好基本农田；围海建设项目要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要切实抓好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严禁在重点铁路、公路两边无序采石、采矿，对已造成的生态破坏要限期恢复治理，对生态恢复先进典型应予以表彰鼓励。

六、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水平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队伍的建设。省、地环境保护部门必须设立专门生态环境保护机构，专人专职负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县级环境保护部门必须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任务重的地区，尤其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机构和能力建设。各大中城市的环境保护部门也应在抓好市区环境综合整治和工业污染防治的同时，切实加强城郊结合部及郊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逐步实现城乡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体化。

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通过抓立法、抓规划、抓标准、抓监督考核，不断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会同计划部门搞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同时，要积极做好工作，将规划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要力争在各级政府和部门签定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中，进一步明确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与任务，并配合人大加强对目标与任务完成情况的检查监督。

要积极开展生态环境监理，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努力提高统一监督管理水平；要有计划地开展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队伍的素质，为实现本届政府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而奋斗。

　

《关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

的编制说明

一、 必要性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快速发展，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突出，农药、化肥、农膜污染加剧，秸秆焚烧、污水灌溉和养殖业污染日趋严重，乡镇工业污染迅速蔓延，农业生态系统退化，植被破坏、土地退化严重，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作了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各级环保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

3.根据新一届政府的职能分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转入环境保护部门，有必要及时制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规章,明确环保部门的职责,以利开展工作，并指导即将开展的地方机构改革与“三定”。

二、编写过程

本届政府机构改革完成后，我司即开始着手起草“意见”。98年11月我们组织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等部分省市召开座谈会，征求对“意见”（初稿）的意见。修改后，我司又将“意见”（征求意见稿）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局和总局各司办，征求意见，并在今年3月召开的环保系统厅局长会议上作为参阅材料征求意见。

从反馈的意见看，大部分省市认为国家环保总局针对当前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及时制定《关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非常必要。体现了贯彻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意见”在工作目标、责任、监督管理、措施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根据各省市和各司办反馈的修改意见与建议，我们对“意见”又进一步作了修改，形成了“意见”的送审稿报局领导。

7月30日祝局长主持专题会议，对“意见”送审稿进行了研究。按照会议精神，我们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形成现在的“审议稿”。

三、主要内容

环保部门需要做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很多，为抓住重点，“意见”围绕着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保护监督管理的需要提出了到2002年底的工作目标。

为进一步明确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意见”对秸秆焚烧、畜禽养殖和农药、化肥、农膜等农用化学品污染、乡镇企业污染防治、村镇、乡镇和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等主要工作提出了要求,并特别强调要加强生态示范区建设。“意见”基本涵盖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方面，各地环保部门可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针对“意见”中的不同内容，有重点的开展工作。

同时，为有力地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意见”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建设、提高农村环境监测和监理能力、落实目标责任制和加强部门的协调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