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程序中的可诉行政行为与诉权配置
　　　　　　　

　　　　　　　　　　付士平
　　　　

　　一、判例简介：原告湖北摩擦材料总厂清算组诉
　　　　　　　　　襄樊市土地局收回土地使用权案
　　一九九二年九月，湖北摩擦材料总厂经批准在襄樊市征用土地66.55亩，用于轿车配套技术引进改造项目建设，但因境外资方企业破产倒闭，致使合作建设项目失败、土地闲置。后经襄樊市人民政府批准，被告襄樊市土地局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决定收回湖北摩擦材料总厂闲置的66.55亩土地使用权。同年六月，襄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局与湖北摩擦材料总厂签定房地产转让合同，以488万元受让了前述66.55亩土地使用权。二00一年二月，湖北摩擦材料总厂提出破产申请，经其主管部门批准，该厂所在地人民法院于同年五月正式受理该厂破产案，并裁定宣告该厂破产还债。该厂清算组对襄樊市土地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理决定不服，向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围绕原告湖北摩擦材料总厂清算组的行政诉讼法律地位进行了辩论。原告认为，其作为湖摩总厂的破产管理人，具有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地位，并依法享有管理破产财产的权利，被告收回的土地使用权属破产财产，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因此，湖北摩擦材料总厂清算组取得当然的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被告则认为，破产清算组在破产程序中，虽具有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地位，可以为必要的民事行为，包括以自己名义提起民事诉讼、从事破产清算活动等；但湖北摩擦材料总厂清算组，并不是襄樊市土地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行政法律关系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且该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也不属破产法第35条规定的、破产效力溯及期间破产企业所为的无效民事行为，破产管理人不能行使撤销权。所以，湖北摩擦材料总厂清算组不具有对该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法院认为，襄樊市土地局未提供确凿证据证实其已向湖北摩擦材料总厂有效送达了处理决定书，因此该行政处理决定尚未依法作出，湖北摩擦材料总厂清算组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时机还不成熟，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1］
　　二、问题的提出　
　　破产（bankrupty）程序的性质，理论研究中虽有诉讼事件、非诉讼事件、特殊事件三说之争［2］，但我国破产法作为依特别法开始的特殊程序，其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启动程序＿＿破产申请的提出，须经破产申请人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而且基于我国计划经济传统和对破产法功能的扩充，政府参与破产程序的色彩过于浓厚；在破产申请、破产宣告乃至破产终结的整个破产程序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渗透有相关行政管理行为，民事破产法律关系与破产行政法律关系相交织，是我国破产程序的一大特色。因此，加强破产程序中行政管理行为的研究，合理配置债权人、债务人和破产管理人的行政诉权，是维护破产程序参加人合法权益，控制和监督破产程序中行政权力的有效途径，对完善我国破产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破产程序中的可诉行政行为分析
　　本文所称破产程序中的可诉行政行为，指破产行政管理行为和发生在破产程序中的其它行政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五类：
　　（一）政府相关部门对债务人破产申请的批准行为
　　我国破产法第8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申请宣告破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第（5）项规定，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授权部门同意其申请破产的意见”。可见，债务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对债务人破产申请批准与否，直接关系到债务人破产申请权的实现和破产程序的启动，具有行政行为的一般特征，属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政府相关部门对全民所有制破产企业的整顿决定
　　我国破产法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由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三个月内，被申请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申请对企业进行整顿。整顿申请提出后，企业应当向债权人会议提出和解协议草案。债权人会议与债务人达成和解协议的，经人民法院认可后公告中止破产程序。企业的整顿由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主持［3］。
　　和解与整顿虽然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二者属于两个相对独立的程序。我国破产法规定的整顿在运用范围、条件、程序等方面均不同于公司重整。所谓整顿决定，是指债务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决定提出整顿申请和在和解协议生效后实施的、以执行和解协议为目的、力求临界破产企业复苏避免企业破产宣告的一系列行政管理行为。
　　有学者认为，整顿是破产程序之外进行的活动［4］，此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整顿虽以和解生效为前提，但决定提出整顿申请的行为，发生在已开始的破产程序之中；且我国并未采德、日等国和解生效即终结破产程序的立法例［5］，整顿并不必然发生破产程序终结的效力，只是破产程序的中止。因此，提出整顿申请的行为和企业主管部门于破产程序中止后的整顿措施，均属破产程序中的行为。该行为是被申请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依破产法赋予的职权实施的企业破产行政管理行为。
　　关于整顿决定的可诉性，实务中有不可诉论、部分可诉论和可诉论三种观点。
　　不可诉论认为，整顿申请的提出虽是被申请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实施的行为，但是否批准整顿申请，取决于被申请破产企业与债权人会议能否达成和解协议、以及人民法院对和解协议认可与否。破产程序中止后的整顿措施，仍受债权人会议和人民法院监督。因为依破产法第20条的规定，企业的整顿情况应定期向债权人会议报告，且遇有破产企业不执行和解协议以及破产法21条、35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终结企业的整顿。因此，被申请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整顿申请的行为和破产程序中止后的整顿措施，均受制于债权人会议和人民法院，并不当然具有行政拘束力和执行力。
　　部分可诉论认为，被申请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整顿申请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但其在破产程序中止后实施的整顿措施具有可诉性。
　　可诉论认为，我国破产法虽采用和解申请审查主义，被申请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整顿申请的行为和破产程序中止后实施的整顿措施，虽受制于债权人会议和人民法院，但是整顿申请作为和解的启动条件，对于被申请破产企业仍具有管理意义。换句话说，被申请破产企业能否进行和解，取决于其上级主管部门是否申请整顿。被申请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整顿申请的行为，和破产程序中止后以履行和解协议、避免破产宣告为目的、依其单方意志作出的行政整顿措施，具有当然的可诉性。笔者同意可诉论的观点。
　　（三）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在破产临界期内对临界破产人实施的行政征收、摊派、处罚及行政强制措施以及对破产人经营权、财产权的处理行为
　　我国破产程序虽开始于破产申请的受理，但基于我国破产法第35条采英国破产法破产宣告效力溯及主义，规定破产宣告的效力溯及受理破产案件前六个月。因此，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于破产案件受理前六个月至破产宣告这一破产临界期间，对临界破产人实施的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以及其它涉及企业经营权、财产权的行政处置行为，均应属破产程序中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
　　（四）破产宣告后的破产救济管理行为
　　破产救济是破产法规定的、由我国劳动法等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的、对破产企业职工的善后救济安置措施，是破产程序中的重要制度。它包括劳动债权的预先垫付、待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和发放以及待业职工的就业安置、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等内容。劳动债权主要指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依国务院《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等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待业保险基金来源于企业缴纳的待业保险费及其利息收入和财政补贴，主要用于支付待业救济金和职工待业期间的医疗费、丧葬补助，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的抚恤、救济，待业职工转业训练等费用。待业及养老保险、职业介绍、就业训练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行使管理权。
　　（五）政府监察部门和审计机关的破产监察审计管理行为
　　依我国破产法和审计法的规定，政府监察部门和审计机关应于企业宣告破产后，对破产企业实施监察、审计，查明破产责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企业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对破产负有主要责任的，应依法予追究。如审计法规定，对拒绝提供有关文件、帐簿、凭证、报表等材料，弄虚作假、打击报复审计人员、拒不执行审计结论和决定，审计机关可给予警告处罚并可处以罚款。破产程序中的这些行政行为都是可诉的，但由谁来行使诉权，则取决于各破产参加人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其与某一具体行政法律关系的联系。
　　四、破产程序参加人在破产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及诉权配置
　　破产参加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广义的破产参加人指依法定事由参加到破产程序中来的债务人、债权人、破产管理人以及人民法院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狭义的破产参加人指破产当事人即破产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本文对破产参加人的讨论仅限于狭义的范畴。法律关系是一般法理概念，指以特定法律为根据、产生于具体事件的、两个或者多个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上的关系［6］。破产行政法律关系是破产行政主体与破产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本文中也包括发生在破产程序中、与破产参加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其它一般行政法律关系。前面已谈到的五类可诉行政行为均属破产行政法律关系。
　　（一）破产人的行政法律关系地位
　　破产人在破产程序中的不同阶段，其称谓和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是不同的。破产申请提出以前其是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后则是破产申请人或是被申请破产人；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至破产宣告前，其属临界破产人，又称准破产人，直至破产宣告，其才是名符其实的破产人。但破产人在破产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则是完全一致的，即无论法律关系的内容如何变化，破产人都只能是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破产人的行政相对人地位取决于其民事主体资格是否有效独立存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破产人无论是作为债务人、还是破产申请人，其民事主体资格是独立的、完整的，是当然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破产宣告以后，破产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虽受到一定限制，如对个别债权人的清偿无效、破产申请的撤回禁止等，但其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依然存在，其行政法律关系相对人地位也不应被排斥。就是说，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并不因破产案件的受理而停止对破产人的行政管理。
　　对破产人行政相对人地位的真正挑战，不是破产受理而是破产宣告。破产宣告对破产人民事主体地位的效力，主要有法人性质变更说、法人消灭说、拟制存续说等观点［6］。笔者以为，事实上，法人并不因破产宣告立即消亡，就象法官对刑事被告人的死刑宣判，不等于死刑执行一样。法人消亡应以破产终结，法人依法注销登记为标志。破产宣告的效力仅在于使原法人变成了以清算为目的的破产人，其虽已不能参加一般行政法律关系，但至少，其仍是破产审计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
　　（二）对破产管理人行政相对人地位的确认
　　关于破产管理人民事法律关系地位，理论研究中主要有代理说和职务说两大学派［8］。
　　代理学派又有破产人代理说、债权人代理说、破产财团代理说、以及破产人和债权人共同代理说等观点。破产人代理说认为，破产程序的实质为清算程序，破产管理人类似于公司清算人，破产宣告并不剥夺破产人对其财产的所有权，破产人只是暂时丧失对破产财团的管理处分权。破产管理人依据法律规定管理处分破产财团，只能以破产人而非自己的名义为法律行为，在有关破产财团的诉讼程序中，破产管理人也只能以破产人的法定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债权人代理说则认为，破产宣告后，债权人取得对破产财团的排他性受偿质权。破产管理人代表债权人行使质权，并依据法律规定无需债权人特别授权行使破产撤销权。共同代理说认为破产管理人在管理和处分破产财团时，既是破产人的法定代理人，同时又是债权人的法定代理人。破产财团代理说以破产财团人格化为基础，认为破产财团在破产程序中，仅为债权人的利益而存在，表现为集合体，取得破产程序主体地位，破产管理人实为破产财团的代理人。
　　职务学派认为，破产程序为概括的强制执行程序，破产管理人是法院选任的负责破产财团管理和处分的具有公吏性质的执行机关，日本学者多持此观点［9］。我国多数学者认为，破产管理人为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10］。
　　笔者以为，行政相对人是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当事人［11］。首先，破产管理人不具有公权机关的性质，职务学派的观点不可取。其次，在我国民事法律理论与实务上，破产财产不具有法人或非法人团体主体地位，为破产清算的客体。破产管理人也不是破产人或债权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我国破产法规定，破产管理人以自己名义从事必要的民事活动和破产清算并参加诉讼，表明破产管理人具有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地位。因此，破产管理人可以成为海关、工商、技术监督等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
　　（三）债权人会议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
　　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是指经债权申报登记参加到债权人会议中来的当事人。关于债权人会议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其并非权利主体或非法人团体，不具有诉讼能力［12］。也有学者认为［13］，债权人会议是债权人团体的机关组织，是债权人全体参加破产程序的意思表示机关。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在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破产程序不调整个别债权人的清偿请求，债权人会议就成为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表达意思、行使权利的基本形式。债权人会议在破产程序中有独立的意思表示能力，其虽不是民法上的权利主体，不能从事民事活动，也不具有民事诉讼能力，但其是破产程序中成立和解的一方当事人，是对破产管理人实施监督的专门机构。因此，其虽不是当然的破产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但其显然是破产行政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人，理论上应取得破产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原告或第三人主体地位。
　　（四）破产程序参加人的诉权配置
　　破产程序是概括的执行程序，本无诉讼可言，应不发生诉权及其配置问题。但前面已经论及，我国破产程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的太多介入。而且介入的这些行政行为并非没有争议，并非不具有可诉性，也并非是人民法院全部都能在破产程序框架内予以处理的。因此，破产程序中的行政诉讼已在所难免，司法实践中亦有较多案例出现，如前所举判例既是。这就出现了诉权及其配置问题。　　笔者认为，破产行政诉讼的诉权配置，既应遵循行政诉讼一般原理和行政诉讼法律具体规定，同时还要兼顾破产行政法律关系和破产程序特点。舍此不能构筑科学的破产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受理破产案件前六个月至破产宣告以前有关临界破产人的可诉行政行为，临界破产人享有当然诉权；其中，涉及财产权的可诉行政行为，破产宣告后成立的破产管理人、债权人会议，其分别作为法定破产撤销权人和破产财团受偿质权人，于法定期限内亦应享有诉权。除破产救济管理行为的诉权应由相关权利人主张外，破产宣告至破产终结的所有行政行为，债权人会议、破产管理人均应享有诉权。
　　五、归论
　　在原告湖北摩擦材料总厂清算组诉被告襄樊市土地局收回土地使用权一案中，法院的处理显然是正确的。同时笔者也认为，如果被告襄樊市土地局向湖北摩擦材料总厂有效送达了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理决定书，原告湖北摩擦材料总厂清算组于法定期限内对该行政行为应享有诉权。



　　　注释

结合主题实践活动
加强检察机关党员队伍建设

广东省五华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梁振悦

按照省委的部署，今年在县以上机关开展“三服务一促进”（即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大局，促进社会和谐）主题实践活动。这次主题实践活动，是“排头兵”实践活动的延伸和深化。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检察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笔者认为，要以“三服务一促进”主题实践活动为契机，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发扬务实创新的工作精神，立足以人为本，树立“六种意识” ，加强检察机关党员队伍的建设。
一是要自觉树立党员意识，始终做到立场坚定、对党忠诚。树立党员意识，就是要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牢记党员的责任，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利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在理想信念上不含糊、不动摇，时时处处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出来。首先要深刻认识共产党员的使命，进一步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保持公仆本色，以实际行动实践党的宗旨。其次要爱岗敬业，勤奋学习，开拓进取，埋头苦干，努力创造一流的业绩，为群众作出表率。检察机关的每一位党员都要做学习的模范、工作的模范，认真落实院党组的各项工作决定，认真做好院党组部署的各项活动，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再次，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要顾全大局，甘于吃亏，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甘做铺路石，不管处于什么位置，都应当为党的事业恪尽职守，不求索取，但求奉献。
二是要自觉树立学习意识，始终做到勤奋好学、业精技强。检察工作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提高队伍的素质。因此，全体党员要在学习方面培养自觉性，不断给自己“充电”。少交际，多读书，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兴趣和精神需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达到学以致用要结合主题实践活动，大兴学习之风，营造学习气氛，推进学习型检察院、学习型科室和学习型检察官建设。要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苦练基本功，把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驾驭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学习远非仅仅事关个人，而是事关整个社会和国家，是关系到我们国家能否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能否永葆活力，关系到检察机关能否真正担负起法律监督重任的大事。因此，检察机关的全体党员都要珍惜每次集中学习提高的大好机遇，真心实意地学，下苦功夫学，求真务实地学，真正学懂弄通，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作为一项份内工作看待，养成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
　 三是要自觉树立实干意识，始终做到求真务实、注重实效。检察机关的每一位党员要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为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模范。肯干事就是有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用好的作风创造出让人民满意的业绩来；能干事就是具备干事创业的能力和水平。检察工作的发展正面临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每位党员应勇于面对现实，承担责任，在解决这些重大疑难问题中干出成绩来；干成事就是办的事有效益、有实惠。我们干事创业要务求实效。要坚持把司法为民的要求化作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行动，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牢固树立“崇商重企”的理念，着力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视查办侵犯群众利益的案件，对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杀人、放火、抢劫、抢夺和盗窃、毒品犯罪要依法快捕快诉；重视查办对征地拆迁、制售伪劣食品药品、坑农害农、重大安全事故和破坏资源、破坏环境的犯罪案件；重视查办损害妇女儿童、残疾人员、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犯罪活动；重视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对来访群众反映诉求，做到热情、文明接待，不冷漠、不推诿，依法及时办好关系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的案件。积极开展带案下访、接访、巡访活动，主动上门接待信访群众，把影响稳定的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四是要自觉树立创新意识，始终做到奋发有为、勇创一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检察机关发挥职能的内在动力。所谓创新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勇于突破已有认识和做法的意识。有了创新精神，才能有创新行为，进而才能获得创新能力。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本质就是要求创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能否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决定着检察工作的优劣和检察事业的发展。实践充分说明，许多事情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有敢为人先、争创一流的信念，才有敢为人先、争创一流的信念，才有敢为人先、争创一流的行动和成效。每个党员要有开拓创新、敢为人先、争创一流的精神，有不怕困难、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有讲求科学、真抓实干、永不懈怠的精神，有一股不达目标不罢休的闯劲和锐气，永葆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这样我们才能长期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大力推进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努力使各项检察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五是要自觉树立节俭意识，始终做到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古人云“享乐销骨，安逸铄志”“历贤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充分昭示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艰苦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了“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再次强调“两个务必”不能丢。张德江同志在省委九届三次全会上向全省党员提出，要居安思危，力戒骄满；真抓实干，力戒空谈；修身立德，力戒浮躁；艰苦奋斗，力戒奢靡；和衷共济，力戒涣散。这“五个力戒”，把贯彻“两个务必”的要求具体化。艰苦奋斗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涓涓细流汇成大河”，每个党员平时能够珍惜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日积月累，长期下去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此，全体党员要以院为家，时刻牢记“两个务必”，做到“五个力戒”，继续发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切实珍惜和科学使用有限的财力，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要大力建设节约型检察院、节约型科室，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六是要自觉树立廉政意识，始终做到秉公执法、廉洁从检。党和人民赋予了检察机关相当重要的法律监督权力。这些权力用好了，就能更好地建设社会、服务人民；用不好，就有可能破坏党和国家的形象，甚至贻害百姓。因此，每个党员必须提高自觉性，不断提高自律和自控意识，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坚持做到“三慎”：慎初。凡事初为始，要慎重于初。检察机关的党员干部绝不能心存侥幸，存有“下不为例”的观念，要做到慎初，抗得住生活中的寂寞，抗得住物质上的清贫，抗得住酒色利诱的诱惑，抗得住不正之风的袭击，抗得住庸俗关系的腐蚀；慎微。对于党员来说，主要是慎小事、慎小节，重点是慎习惯、慎嗜好。习惯和嗜好看似小事、小节，但把握不好，可能祸及终身，小则伤身，大则丧志，重则丧命。所以对每个党员来说，小事、小节并不小，小事、小节中有政治、有方向、有形象、有人格。一个在小事、小节上过不了关的党员干部，也很难在大事、大节上过得硬；慎独。就是在无人监督而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能谨慎不苟。要培养和锻炼自己的自控能力，坚守三条防线：防微杜渐，拒腐蚀永不沾的思想防线；近钱财而不贪，近酒色而不迷的道德防线；照章办事，不因私废法的法纪防线。做到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慎独不越轨，常思为检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排非分之想，珍惜检察职业，正确把握人生，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