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汉书·游侠传》记载，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群人，他们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不务农事，常以自身掌握的技艺、武功劫富济贫、扶危助困，或者为了个人私利，目无法纪，快意恩仇。人们将这一群体称之为“游侠”，如史料中记载的汉代初期就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从社会背景来看，游侠多产生于社会在财产、政治、法律上出现严重广泛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又不能以正常法律、伦理和其他制度化方式得到纠正的时期。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并不是因为在秦代之前的游侠没有留下资料，而是因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游侠还没有那么极度地兴盛起来，到了战国时期游侠才渐渐兴起并活跃于秦及汉的早期。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社会动荡，国家权威荡然无存，社会秩序严重不公，各诸侯国内也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力服人，当权者赢，失权者亡。无论贵族还是百姓遇到了冤屈和不公，极少能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伸张，失势者往往求助于游侠的力量来实现复仇和复兴。即使是得势的权臣和诸侯，为了不被政治对手和敌国压倒，也竞相多多养士，抬高地位，壮大自己。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概莫能外。游侠的出现，正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开头数句所强烈暗示的一样，是作为对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物。在汉代逐渐稳定之后，尤其是汉武帝采取加强整个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以后，游侠的社会作用逐渐走向消退，因为国家的力量强大起来，客观上已经不需要游侠这种社会力量来干扰国家执行法制，同时又受到王权的打击，于是在后来的正史当中，除了《汉书·游侠传》外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这样的记载了。

游侠的精神内核，具有双面的特性。既包括“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崇高精神境界，也包括只讲私人恩怨，随意杀人；既包括讲求独立平等人格、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与伦理秩序，也包括与权贵勾结，渔利一方，甚至转化为流氓、盗匪；既包括恃胆气而轻生死的强烈英雄色彩，也包括接受招安的无奈归宿。因而，历史上对游侠的评价也是不一样的，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肯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深深的同情和惋惜，对游侠是持一个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是在《汉书·游侠传》中，班固则对游侠持贬斥态度，他认为游侠之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由此可以看出班固所持的态度和司马迁截然不同。

时至今日，从法文化的角度对古代的游侠进行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些许感悟。首先，透过游侠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大众的法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其言论即是法律，可以随意进行颁布、修改和废除，具有强烈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因而执法者心中也就没有强烈的“依法办事”意识，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统治者又会改变这些法律，所以在执法过程中他们以法弄权，恃权枉法，甚至为利弃法。从民众阶层来看，在家族本位观念的影响下，家族才是法律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族通过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当出现争议与纠纷时，家族内部的解决是首选，普通百姓一般不会主动诉诸法律。因此，从统治者到执法者再到普通民众，都没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坚定的法律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人的游侠世界里，看不到对法律的信仰，甚至看不到法律。虽然在游侠世界里也存在诸如“义”这一规则，但它完全由游侠个人来遵守，违反者也只是受到侠义之士的个别惩处，而不是由公共权力按程序来规范化地普遍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常常受到蔑视和践踏，成为嘲笑甚至是戏弄的对象。因此，游侠现象的流行折射出国人对法律的厌弃心理和排斥心理。

其次，游侠精神可以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一直以来，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从辩证法的角度，这一观点只看到了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对立，没有看到其统一。从本质上来讲，游侠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朴素正义观，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与法治的基本精神并不矛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由这种正义感引发的行为往往是积极的，最典型的例子即是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其与传统侠义行为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义是相通的。因此，在本质上，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有统一的一面。法治中的“法”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在任何一个法治秩序良好的国家或者向往法治的国家，其“法”不可能割断与道德的联系，游侠精神中内含的正义、公平、平等、信用等精神是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品质的体现，由此，可以认为法治精神与游侠精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游侠精神所代表的朴素正义观，完全可以转换成现代法治的价值诉求。在“游侠”这个充满东方色彩的名字背后，其精神所体现出的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对自然正义的伸张、对人的朴素权利的保护，具有普遍的价值。在古代中国，当律法不能为遭受欺凌者主持公道、为弱危无助者施以援手，借助游侠的力量便成为民众获取权利救济的渠道之一，而在当代中国，游侠精神依然有其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存在的价值，应汲取游侠精神中有利于法治的部分，与法治兼容，使其成为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处“人质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的若干意见

1990年10月26日，最高检察院

近年来，以强行扣押“人质”，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为目的的“人质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已成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此类案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特别是执法机关或公安、司法人员参与绑架、扣押人质，更是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了正常的执法秩序，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实施，产生这类犯罪的主要原因，一是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无政府主义严重；二是职能部门执法不力，致使当事人对通过法律解决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失去信心；三是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为了局部利益，有的人置法律于不顾，利用司法职权，收审、扣押一方当事人作人质，逼还款物。
“人质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属于检察机关法纪检察部门管辖的范围，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重视此类案件的查处工作，认真担负起法律赋予的职责。为了准确、及时查处此类案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人质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情况复杂，行为手段多种多样，跨地区作案；被绑架、扣押的人多为外地人员并有过错，有的甚至有犯罪行为；查处时干扰多，阻力大。鉴于上述情况，查处此类案件的重点是下列手段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
（一）非法绑架、扣押无辜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作人质的；
（二）非法绑架、扣押人质，并对其实施侮辱、殴打及其他不人道行为，情节严重的；
（三）非法绑架、扣押人质，致人死亡、自杀、伤残等严重后果的；
（四）公安、司法机关解救人质时，行为人拒不释放或转移人质的；
（五）冒充公安、司法人员绑架、扣押人质的；
（六）非法绑架、扣押人质，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二、公安、司法机关或人员参与绑架、扣押人质的，要严格按照一九九0年九月八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发生非法拘禁案件情况的通报》的精神处理，对公安、司法人员为徇私情，滥用或超越职权，实施绑架、扣押人质的，应依法从严查办。
三、因债权债务关系引起的非法绑架、扣押人质案件，对实施绑架、扣押行为的行为人已构成犯罪的，应坚决查办；如果被扣押人确已构成诈骗、投机倒把罪的，应将诈骗、投机倒把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对有关的经济、民事纠纷，检察机关可以促成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有关法院或仲裁机关处理。
四、在查办“人质型”案件时，首先应无条件解救人质，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发生意外。有关检察机关应积极配合，协助做好解救人质的工作。
五、查处“人质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原则上由被告人居住地检察机关管辖。有重大问题需要协调的，由其共同的上级检察机关协调。
六、在办案中，应注意掌握法律政策界限，构成犯罪的，根据具体案情，可分别以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或徇私舞弊罪等定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