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10月12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保护范围
第三章 保护措施
第四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电力设施的安全，保障电力生产和建设的正常进行，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电力设施是指发电、变电、调度、电力线路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已经运行和正在建设的电力设施的保护。
第四条 省电力工业局主管全省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市（地）、县（市、区）供电（电业）局主管本辖区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其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制定电力设施保护规划；
（三）协调解决电力设施保护的有关问题；
（四）组织电力设施保护的培训、宣传和普及教育；
（五）本级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电力设施的保护，贯彻预防为主、防治兼顾的方针，实行电力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应当配合电力主管部门做好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
第七条 电力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规划和规范标准兴建电力设施，并加强技术、质量监督管理，搞好维护检修，确保电力设施安全，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第八条 对于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制止、检举揭发的权利。

第二章 保护范围
第九条 发电、变电、调度设施及附属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发电、变电、调度场所内的发电、变电、调度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二）发电、变电、调度场所外各种电力专用管道（沟）、阀门井、水井、泵站、冷却塔、油库、堤坝、铁路、桥梁、道路、码头、煤场、燃料装卸设施、灰坝（场）、水库、避雷针、消防设施；
（三）水力发电厂使用的水库、大坝、取（排）水口、引水隧洞（含支洞口）、引水渠道、调压井（塔）、露天高压管道、厂房、尾水渠设施；
（四）风力发电站风机、铁塔、塔下电子箱、联网设施；
（五）其他发电、变电、调度设施及附属设施。
第十条 电力线路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杆塔、塔基、拉线、导线、接地装置、避雷线、金具、绝缘子、爬梯、脚钉，导线跨越航道的保护设施、巡（保）线站、巡线检修专用道路、桥梁、标志牌等架空电力线路设施；
（二）架空、地下、水底电力电缆和电缆联结装置、电缆分支箱、电缆管道、电缆隧道、电缆桥、电缆沟、电缆井、盖板、人孔、标石、水线标志牌等电力电缆线路设施；
（三）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电容器、断路器、刀闸、避雷器、互感器、熔断器、计量仪表装置、配电室 （架）、箱式变电站等设施。
第十一条 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按下列标准向外侧平行延伸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
一至十千伏 五米
三十五至一百一十千伏 十米
二百二十千伏 十五米
五百千伏 二十米

在厂矿、城镇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导线边线向外侧延伸的距离可略小于上述标准，但应当满足导线在最大风偏时与建筑物保持如下安全距离：
一千伏以下 一米
一至十千伏 一点五米
三十五千伏 三米
六十六至一百一十千伏 四米
二百二十千伏 五米
五百千伏 八点五米
第十二条 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
（一）地下电缆为距电缆沟、隧道、直埋电缆护板两侧各零点七五米内的区域；
（二）敷设于二级以上航道的电缆为距外侧电缆两侧各一百米内的区域，敷设于三级以下航道的电缆为距外侧电缆两侧各五十米内的区域；
（三）海底电缆为距外侧电缆两侧各两海里（港内为两侧各一百米）内的区域。
第十三条 发电、变电、调度、供电专用的输水、输油、供热、冲灰管道（沟）的保护区为距管道（沟）两侧各一点五米内的区域。

第三章 保护措施
第十四条 电力设施周围及沿线的乡（镇）人民政府、企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电力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组织群众做好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
电力主管部门应当选聘、培训群众护线员，开展群众护线。
第十五条 电力主管部门应当在电力线路设施易受损坏地段采取下列措施：
（一）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界上，设置保护电力设施标志牌；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跨越重要公路和航道的区段，设置垂直安全距离标志牌；
（三）地下电缆和水底电缆铺设后，设立永久性标志，并将电缆具体位置书面通知有关部门。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有下列危害发电、变电、调度设施的行为：
（一）闯入发电、变电、调度、供电场所扰乱生产秩序，封堵、破坏进出道路，损坏电力设施；
（二）打砸、破坏输水、输油、供热、冲灰管道（沟）、水井、泵站等设施；
（三）在输水、输油、供热、冲灰管道（沟）保护区内采石、取土、钻探、挖掘、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堆放垃圾和矿渣，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兴建建筑物、构筑物；
（四）危害电力专用铁路、公路、桥梁、码头；
（五）利用发电、变电、调度、供电场所的围墙兴建建筑物、构筑物，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六）在电厂灰坝上挖掘、取土，兴建建筑物、构筑物，种植农作物；
（七）在用于水力发电的水库内，进入距水工建筑物三百米区域和火力发电循环水入口划定区域内炸鱼、捕鱼、游泳、划船；
（八）在水底冲灰管道保护区内抛锚、拖锚、炸鱼、挖掘；
（九）其他危害发电、变电、调度设施的行为。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有下列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一）盗拆或破坏杆塔、变压器材，盗割电力导线，移动、损坏永久性标志或标志牌；
（二）向电力线路设施射击，向电力导线抛掷物体；
（三）在架空电力线路两侧各三百米的区域内放风筝或其它放飞物；
（四）擅自在电力导线上接用电器设备；
（五）攀登杆塔或擅自在杆塔上架设电力、通信、广播线路，安装广播喇叭、广告牌；
（六）利用杆塔、拉线作起重牵引地锚、悬挂物体、拴牲畜、攀附农作物；
（七）在杆塔支柱间或杆塔与杆塔固定拉线之间修筑道路；
（八）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采石、挖掘、取土、烧窑、烧荒，兴建建筑物、构筑物，种植乔木，堆放谷物、草料、垃圾、矿渣、易燃易爆物品，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安装易燃易爆设施；
（九）在水底电缆保护区内抛锚、拖锚、炸鱼、挖掘；
（十）其他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第十八条 实施下列行为必须征得电力主管部门同意，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一）迁移、拆除电力线路设施；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设施保护区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及打桩、钻探、挖掘等作业；
（三）在距离电力设施周围三百米范围内从事爆破作业；
（四）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从事起重机械施工作业；
（五）与架空电力导线的垂直距离小于国家规定安全距离的运输机械及装载物，通过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
（六）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新建、改建道路、铁路、桥梁、隧道工程及敷设管线、疏浚河道；

（七）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架设通信、广播、电车线路及其他线路；
（八）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拆除建筑物、构筑物，砍伐树木；
（九）其他影响电力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十九条 除持有特种废品收购许可证的废品收购站、点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收购废旧电力设施专用器材；出售废旧电力设施专用器材的，必须交验电力主管部门或者公安部门开具的证明。发现盗窃电力设施专用器材的可疑线索，应当立即报告电力主管部门或者公安部门。
第二十条 土地、城建、林业等部门在审批建设用地、规划建设项目、制定造林规划时，应当避开电力设施保护区。
第二十一条 对新架设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的原有树木截干或者伐除，应当征得有关部门同意。
架空电力线路穿过林区时，应当征得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砍伐出通道。通道宽度为拟建架空电力线路两边线间的距离与林区主要树种自然生长最终高度两倍之和。
树木因不可抗力危及电力线路安全的，电力主管部门为紧急避险，可以先行截干或者伐除，事后及时通知树木所有人。
第二十二条 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种植低矮树木，必须事先征得电力主管部门同意，并保持树木生长最终高度、宽度与导线之间能满足下列安全距离：
电压等级 最大风偏时 最大弧垂时
的安全距离 的安全距离一至十千伏 一点五米 二米三十五至一百一十千伏 三点五米 四米二百二十千伏 四米 四点五米五百千伏 七米 七米

第四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电力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对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哄抢、盗窃电力设施专用器材的行为检举、揭发有功的；
（二）对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哄抢、盗窃电力设施专用器材的行为进行斗争，有效地防止事故发生的；
（三）为保护电力设施而同自然灾害作斗争，成绩突出的；
（四）其他为维护电力设施安全，做出显著成绩的。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法律、法规已有明确处罚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电力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危害发电、变电、调度设施的，责令其停止危害，赔偿直接经济损失，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三万元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额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责令其停止危害，赔偿直接经济损失，没收违法物品和非法所得，并可以处以二万元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额三倍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规定，擅自实施影响电力设施安全行为的，责令其限期改正，赔偿直接经济损失，没收违法物品，并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盗卖、非法收购电力设施专用器材的，责令其赔偿直接经济损失，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前款规定的处罚，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依据本条例重复处罚。
第二十五条 电力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失职渎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由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电力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行使处罚权时，应当出示省电力主管部门统一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并使用其统一制发的处罚决定书；执行罚款处罚时，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没收入全部缴同级财政。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所管辖的电力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保护，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直接经济损失赔偿费，按修复电力设施成本费加少供（发）电量损失折款计算。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0月12日
　　近代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曾经尖锐地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因此，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一物二卖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自有买卖交易以来，多重买卖的现象一直屡见不鲜，古今皆然。在法理上，多重买卖是指出卖人以某一特定不动产或动产为标的物先后与多个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从而产生的数个买卖合同皆以同一动产或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法律现象。多重买卖一般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出卖人与数个买受人分别订立的多个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二是如果多个合同均有效，何人有权获得该标的物。多重买卖问题，在中国古代同样存在，而且由于古代买卖自身的复杂性，导致典、当和卖中的多重交易更为繁杂，最为常见的多重买卖出现在土地的交易当中。

　　唐宋以来，契约在财产买卖中就被普通民众大量使用，逐渐也形成了一些买卖交易的习惯性规范。在民间的买卖契约惯例中，多重买卖的问题主要通过追夺担保等方式解决，即通过约定保护当前契约中买受者的权利，如果有另外的“买受者”，则由卖方通过“充替”等方式，赔偿当前买受者的损失。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敦煌百姓杨忽律哺卖舍契中约定，如果所卖宅舍有其他人来论争权利的，“一仰忽律哺抵当”，也就是由卖方承当全部责任，与买方无涉。清嘉庆二年（1797年）陕南百姓齐士奇及沈浩卖地文约中，同样约定，如果日后有房亲户内及里长亲疏人等“异言”，“总在齐人一身永耽”，也同样由卖方承担责任。通过买卖契约中“追夺担保”的惯例，可以有效地预防卖方追逐私利而重复买卖，即使出现类似情况，也可以通过“充替”、赔偿等交易惯例进行解决。

　　在传统中国的立法中，同样严格约束重复买卖的行为。传统买卖法原理中，契约的交付就意味着标的物的转移，法律上也禁止两度处分或重复典卖等行为，对之要视同盗窃犯起诉、处罚。类似的立法规定，在宋代即已出现，《宋刑统》“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中规定：“应有将物业重叠倚当者，本主、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各计所欺人入己钱数，并准盗论。”（《宋刑统》卷十三）到了清代，《大清律例》中亦规定“若将已典卖他人田宅，朦胧重复典卖者，以所得价钱计赃准窃盗论，免刺，追价还后典买之主，田宅从原典买主为业。”可见在立法中，显然不止将其作为一种民事经济行为，而从道德、甚至犯罪的角度，对其做出了刑法上的评价，要受到严厉惩处。并且，所涉不动产归“原典买主”，保护第一典买人之权益。

　　虽然历代立法禁止重复买卖，并对重复买卖的法律处分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在民事司法实践中，有时处理则比较灵活，在“巴县档案”中有一份清代的“一田三当“的审理记录，案情大意是：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巴县百姓张元碧、张显明等典买入罗继盛弟兄田业一份，前后共立有三份典当契约，但该田仍由罗继盛以租佃的方式耕种，张元碧、张显明只是占房屋居住。后来，罗继盛等将佃业转当与张天玉叔侄，罗继盛弟兄搬居至贵州省，先后身故，余有子侄罗久和等，仍居贵州省。张天玉等又将此田业转当与罗有贵弟兄。张元碧等眼见其当价无着，于是告上县衙。经审理查明，张元碧等所当罗继盛之田业，当约三纸朗存，但主审官员认为，罗有贵、罗有荣已向张天玉等用价赎转，自应归清当价，以免再生纠葛。于是断令罗有贵弟兄代罗继盛子侄罗久和等，先归还张元碧旧当价钱五十六千二百文，揭回继盛当约存据，待罗久和等回家，再为凭证清标。其田即归罗有贵等耕栽。罗有贵、罗有荣随即甘结，待秋收后措钱交清。张元碧等亦情甘领价，迁搬遵结了案。

　　可以看出，在该案处理中，主审官员采取了实际“交付主义”的裁判思路，以田产实际占有者为最终权利人。当然，该案处理应该说未严格依照清代律例，而是以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由第三典买人，本案中即罗有贵代典卖人返还先典买人价款，并取得土地使用、受益等财产权益，待从原典卖人追回“当价钱”后，再返还后典买人。其司法的逻辑在于，最终处理完全是着眼于现实的，实际的占有，而不是仅从典当契约的形式上看谁更符合法定的财产权，也不是机械地套用官方律例的规定，对第一权利人，即原典买主，可以通过归还当价的方式补偿损失，而不需要通过“业”的实际转移，因为土地耕作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保护土地的实际占有与使用，也就很好地保证了农耕秩序。

　　总而言之，无论在民间买卖契约的惯例当中，还是在官方立法与司法中，对重复典卖，均是更注重从实质的角度保护实际占有、使用人的权益，并采取一种法律与伦理道德紧密联系的思路，维护交易诚信者的合法权益，惩罚不守诚信的重复买卖者。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伦理化，以及追求实用主义效果的基本倾向。

　　在当代，对于类似一物二卖等多重买卖行为，尽管社会一般观念仍延续了中国传统买卖法的思路，即认为，出卖人失信背义，应保护第一买受人，惩处不守诚信的重复买卖人。但是，现代买卖合同法的学说和判例主流观点却截然不同，反而认为第二买卖合同的效力并不因第一买卖合同存在本身而受影响。若第二买受人先完成登记，同样可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新颁布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确定“支付价款优先，合同成立在先说，以及交付的效力优先于登记”等标准，一些研究认为：一方面普通动产的多重买卖中，出卖人为求私利，不顾诚信，固然可恨。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条为了维护诚信，防止多重买卖，不顾基本的债权平等原则，任意剥夺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采取支付价款优先和合同成立在先说，也值得商榷。在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多重买卖中，登记的效力应优于交付，如数个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法院应按照下列标准：登记与否，交付与否，登记优先于交付。当代这些司法实践及学理观点，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在于债权形式主义，这也是我国当代物权法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按照这样的理论，买卖当事人的德行、价款交付的实际等不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形式上的债权及物权转移成为关键。因此，登记效力优先等规则自然导出。世易时移，中国传统买卖法中对重复买卖完全的实质主义处理思路，也许并不符合当今的法治现实以及更复杂的市场交易需求，但是完全从形式主义法律的角度去解决重复买卖问题，忽略其道德、实际效果等问题，恐怕也未必十分妥适。就此而言，新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其实不乏可取之处。当然，更好的方式是充分照顾到中国传统买卖法律文化，可以兼顾法律之形式理性及其对伦理道德的导向作用，例如对于目前房屋等不动产一物二卖问题，实践中可采取“违约的损害赔偿”救济方式，将出卖人转卖获利的差价推定为买受人所受损害的规则。类似这样的思路，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债权的平等性，维护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而且可以有效地限制了多重买卖中的不诚信行为，剥夺了其不当获利，不失为是一种兼顾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法律的更优方式。尽管这一思路的基本逻辑完全是现代化的，但就其实质言，与前述清代对“一物三当”的民事司法处理方式，显然具有某些一致性。而这样的方式，正与当代民法与司法裁判的主流观点形成对照。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